看完了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与一般讨论三农问题的书不同，这本书从另一个侧面来展现我国的农民问题。曹先生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三套话语体系：“一是传媒官话，空洞无物。二是校园讲义，没有根基。这套从西方传入的学术语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找不到它们的所指，成为飘浮在知识分子表层思维与语言中的浮萍。三是民间语言，尤其是酒席上的一些语言，民间流传的民谣等，则直接反映出变动着的社会事实与社会情绪，语言活泼而富有生气。普遍的社会情绪，往往凝聚在广为流传的民歌民谣中。”于是，他采用的是访谈式的田野调查，这种调查既不是单纯地按预先拟定好的理论框架去收集资料，也不是根据调查资料归纳出一般的结论。因此，我觉得这也许更能反映出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真正状况
我国是一个农民大国，能否处理好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关系到我国今后的稳定与未来发展的前景。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另一本刚看完的书——《中国农民调查》。看了这两本书我不由得感叹，中国的三农问题的现状真是触目惊心啊
虽然现在国家一直在强调要依法治国，但是事实上在所谓“天高皇帝远”的广大农村，县乡两级官员在人际关系和行事方式上基本上是按着传统的农村社会惯性运行，与城市社会特别是大都市的人在观念、行事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国家决策层依法治国的主张难以穿越这张传统的人际人情网。举个例子，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但是这些年的实际情况则是农民负担不降反升，广大农民朋友苦不堪言。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忙碌碌辛辛苦苦这么一年结果收入还不足以支付各项赋税和名目繁多的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我是学管理的，在经济学中学到如果说收益还不足以弥补成本的话那么一个理性的人就会选择停止生产。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的农民都停止生产粮食了，那我们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该如何维继呢？
也许有人提出利用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提议听起来不错，我进复旦之前就知道可以通过市场来调节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使其达到最优。但问题是我国政府在50年代初犯了一个错误，片面地追求城市以及各种工业的成长。在去年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老师说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资本主义开始时有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国跳得过资本主义，却跳不过资本积累这个话题。于是广大农民就为新中国的发展付出了代价。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法从农民手中获取了大量的资本，投入到了大城市以及重工业的发展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呢？
以前我一直简单的把农民负担问题归咎于一小部分贪官污吏，归咎于执法不严。现在才知道事实上很多基层政府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各项庞大的开支逼得他们只好从农民口袋里掏钱。但是即使解决了腐败问题，减轻了农民负担，人多地少形成的小块土地承包制仍然无法通向农业现代化道路。如果农业不能现代化，可以设想工业现代化单骑突进吗？曹先生在书中指出，“从西方输入的一切理论一旦脱离西方社会经验而移入我国，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典型资料，而不是理论本身。”因此，要解决现阶段的三农问题，恐怕还得我们自己动手。在这个问题上，谁也帮不了我们。
曹先生在书中提到一点就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根本的出路就是城市化。在这一点上，我与他的观点是一致的。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可能我没有把我的观点表述清楚，以至于被同学们群起而攻之。我同曹先生一样是支持农村城市化的，我所不赞成的是让大量农民涌入城市。
理由很简单。城市并不是能够无限制地容纳市民的。从古罗马、古巴比伦等例子中可以看到，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的衰亡。因为为了承载更多的人口，城市必须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都需要大量增加政府的开支与土地资源。而我们都知道，土地资源是十分宝贵的。一块地如果用来造警察局或者医院就不能用来造厂房或者商务楼，这道理谁都懂。虽然我们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我们都知道，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的并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而现在我们也只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另外一点，市场在调节要素分配时往往会滞后，也就是出了问题出现过剩了才会调整。但是三农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容不得半点闪失，应该非常慎重地对待。
我是一个学生，我就以教育为例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在现阶段，我国的大城市与乡村相比往往有比较好的教育资源，如何让广大农民也能够享受这些资源呢？一方面，一些优秀的农民学生可以通过高考等途径进城读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农村城市化把这些资源带到农村地区，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享受这些资源。也许城市化后的乡村并不能提供向大城市一样的教育资源，但是它却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教育，同时能够让更多的农村孩子通过高考来接受城市一流的教育。但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鼓励农民进城，他们并没有太大的机会来享受到这些教育资源，而且留守农村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就更小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对国家来说是不符合长远发展的要求的。
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工业品生产过剩，而内地的农民却消费不起沿海地区的工业品。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好多次的剪刀差。为了使整个社会能够协调发展，就要想办法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农村城市化，可以解放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度”的问题，不要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到头来城市化失败还要农民自己掏钱买单。
任何讨论农民问题的书都离不开农民负担这个沉重的话题。说实话一开始我真的没有想到农民的负担会这么重，生活得这么苦。《中国农民调查》说数据显示，政府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获取的剩余价值与我国国有资产增值的数额大致相等，也就是说事实上为改革开放出钱出力的都是我们的农民。当我行走在上海这个城市中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单纯地以为这就是中国。有那么一刹那，我想给农民下跪，想要深深地感谢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以及牺牲。
以前曾经以为农民负担过重不是普遍现象，是个别贪官为了一己私利而造成的。看了曹先生的书以后我知道自己在两个地方又太天真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确是普遍现象，而村干部飞扬跋扈中饱私囊的也不是个别。
我国为了鼓励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实施税收分轨制，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是这一制度的推行未顾及到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分到县到乡的财政收支，不但没有使广大中国内陆本来就严重的城乡差别得以缩小，反而在财政制度上近一步加剧了两者的差距。沿海地区政府通过二、三产业的税收来补贴农业，而内地各基层政府普遍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唯一的出路就是问农民要钱。举一个书中极端的例子：对于单纯靠土地农耕收入的农民来说，在年人均实际收入仅有800多元的中原某县乡，从农民身上提取的各种税费达到了50%左右。已远超过了农耕社会什一税率，达到了秦始皇的“泰半之赋”！
基层干部问农民要钱，农民不理解，就骂我们的干部是贪官。贪官是有，而且从曹先生的书中来看，恐怕还不是少数。但我同时还看到，很大一部分贪官普遍还是有良知的，他们也知道这样做是有违天理的。他们之所以会贪居然是因为“现在人人都认为无官不贪，你就是不喝不拿，洁身清廉，别人也不会相信你。你如明明不贪而别人都认为你贪，这不是明摆着吃两份亏吗？既然这样，倒不如贪一点”。从中我感受到的是是对缺乏教育的悲哀。农民认为他们中许多人是贪官污吏，这时他们想的不是通过财务公开等手段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通过一个不是逻辑的逻辑为自己的贪污受贿行为寻找借口……
写了这么多，觉得思路有些混乱，应该结尾了，然而三农问题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这么容易地结尾。中央一直号召为农民减负，但是县乡财政却不堪重负。农民对基层干部普遍缺乏信任，基层干部却将其当作自己贪污的理由……最后再总结一下吧。我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至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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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简政，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支出。今天少花一元钱，明天就可以少从农民那儿拿一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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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育。希望“不贪白不贪”的想法不要再从我们的干部脑中出现。同时教育也能提高竞争力，可以从事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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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村城市化，让富余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增加收入
以上这些内容谨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肯定会有不妥和不全面的地方。还请老师多多指点，多多包涵。